法庭辩论的最后一天，全国首播镜头对准了袁兴茅。
律师声泪俱下陈述他如何将濒临倒闭的兴茅酒厂从泥沼中拉扯起来，成就千亿帝国。
“他签下第一张批条时，在座多少人还没出生？多少人靠他救活的酒厂吃饭？”
法官敲击法槌，提醒律师注意“功过相抵”的非法理依据。
＞袁兴茅的目光却穿过喧嚣，落在旁听席角落一个佝偻的身影——当年被他开除的锅炉工老范，正用粗糙的手指抹去混浊的眼泪。
法庭穹顶高悬的国徽在首播灯下反射着冰冷威严的光。空气粘稠得仿佛凝固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无形的重量。全国的目光，通过无数闪烁的屏幕，聚焦于此。这是量刑辩论的最后一天，袁兴茅命运的秤砣，正在亿万人的注视下摇摆。
辩护律师张维明站在发言席前，西装笔挺，但额角的汗珠在强光下清晰可见。他拿起厚厚一沓泛黄的资料，手指因用力而微微颤抖。那不是法律条文，而是兴茅酒厂尘封的历史。
“审判长，合议庭，各位公诉人……”张维明的声音起初带着刻意的平稳，但很快被汹涌的情感冲破，“今天，在决定袁兴茅先生最终刑罚的时刻，我恳请法庭，也恳请所有关注此案的人们，把目光投向三十年前的赤水河畔，投向那个濒临倒闭、散发着绝望气息的老酒厂！”
他举起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：低矮破败的厂房，歪斜的烟囱，一群穿着打补丁工装、面容愁苦的工人，背景是荒草丛生的厂区。照片边缘，一个年轻人的侧影模糊却挺拔——年轻的袁兴茅。
“1988年！”张维明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撕裂般的痛楚，“兴茅酒厂资不抵债，拖欠工人工资达十七个月！仓库积压的酒卖不出去，酒曲发霉，窖池濒临废弃！工人靠挖野菜、捡酒糟度日！是袁兴茅，这个当时年仅三十岁的技术科长，临危受命！他带着最后十几个老工人，睡在冰冷的车间，守着即将熄灭的锅炉，用命去拼！”
他一张张展示照片：袁兴茅在泥泞中赤脚踩曲；在高温蒸腾的甑桶旁，脸庞被熏烤得通红；深夜伏在破旧的办公桌上，就着煤油灯核对账目；带领工人肩挑手扛，修复被洪水冲垮的窖池……
“是他，力排众议，改革工艺，恢复传统踩曲，挽救了濒临失传的酱香风味！是他，拖着病体，跑遍大半个中国，敲开一家家濒临关门的供销社大门，把积压的酒一瓶瓶卖出去！是他，用近乎苛刻的质量标准，让‘兴茅’这块蒙尘的招牌，重新擦亮，重新飘香！”
张维明的语速越来越快，胸膛剧烈起伏，声音哽咽，眼眶通红：“没有他签下的第一张银行贷款批条，酒厂早己破产清算！没有他力挽狂澜的技术革新，就没有后来享誉全国的金质奖章！没有他当年在泥泞里打滚、在锅炉旁煎熬的日日夜夜，就没有今天年产值千亿、养活数十万相关产业工人的兴茅集团！”
他猛地转身，指向被告席上那个形容枯槁、穿着囚服的老人，又猛地指向整个肃穆的法庭，声音如同泣血的呐喊，响彻每一个角落：
“审判长！各位公诉人！还有此刻坐在旁听席上的诸位！当他在那个风雨飘摇的1988年，签下那张救命的贷款批条时——”他目光如炬，扫过旁听席前排那些衣冠楚楚、面容凝重的现任兴茅高管和地方官员，“你们当中的许多人，还没有出生！或者，你们那时还在无忧无虑地读书、玩耍！而今天，在座的有多少人，是靠着当年被他从破产边缘救活的兴茅酒厂吃饭？靠着他创下的基业晋升、获利、享受荣光？！”
“功是功！过是过！”公诉人厉声反驳，“法律不容混淆！功绩不能成为犯罪的挡箭牌！更不能成为‘功过相抵’的非法理依据！袁兴茅后期的贪腐，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，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，伤害了无数消费者！其罪行性质之恶劣，后果之严重，必须严惩！”
“肃静！”审判长重重敲响法槌，金属撞击声冰冷地斩断了张维明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悲愤，“辩护人请注意你的情绪和措辞！法庭辩论必须基于事实和法律！‘功过相抵’没有法律依据！请围绕量刑情节进行论述！”
法庭一片死寂。首播镜头捕捉着每一张面孔的细微变化。张维明像被抽干了力气，肩膀垮塌下来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平复，但泪水还是不受控制地滚落。他望向被告席，带着深深的无力与痛惜。
袁兴茅始终垂着眼睑，枯瘦的手指无意识地捻着囚服粗糙的边缘。张维明那番声泪俱下的呐喊，似乎并未在他心中掀起波澜。他像一个置身事外的看客，灵魂早己抽离了这具饱受病痛折磨的躯壳。癌痛在腹腔深处持续地翻搅，如同钝刀在割，但他脸上只有一片近乎麻木的平静。
他的目光，却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，缓缓地、极其艰难地抬起，越过了前排那些表情各异的官员、记者、集团高管，越过了一道道或冷漠、或好奇、或憎恶的目光，最终落在了旁听席最后一排，那个几乎被阴影吞没的角落。
一个佝偻的身影蜷缩在那里。头发花白稀疏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、袖口磨破的旧工装，与周围格格不入。是老范。当年酒厂锅炉房的老工人，因为一次锅炉压力阀故障，被他以“玩忽职守”为由，在厂子刚刚好转时，毫不留情地开除了。那时他正需要立威，需要“杀一儆百”，老范成了祭旗的牺牲品。
此刻，老范那双布满老茧、沾着洗不净煤灰的大手，正用力地、一遍又一遍地抹着自己的眼睛。混浊的泪水顺着他沟壑纵横、被炉火熏烤得黝黑的脸颊淌下，滴落在他粗糙的工装裤上，洇开深色的斑点。他哭得无声无息，肩膀却控制不住地轻微耸动。那眼泪不是为了台上的袁兴茅，张维明的话像一把钥匙，拧开了尘封的记忆闸门——他哭的是照片里那个破败的厂，是那些饿着肚子在寒风中修窖池的老伙计，是那段被遗忘的、浸透着汗水和绝望的岁月，更是哭自己同样被时代和命运碾压过的、卑微的一生。
袁兴茅看着老范抹泪的动作，看着那身熟悉的旧工装，看着那被泪水冲刷的黝黑脸庞上深刻的皱纹。一股巨大的、难以言喻的酸楚猛地冲上他的喉头，比癌痛更尖锐，更难以忍受。他放在膝盖上的手猛地攥紧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，试图用肉体的刺痛来抵御灵魂深处突如其来的剧震。
就在这一刻，首播镜头敏锐地捕捉到了被告席上这细微的变化——袁兴茅那始终低垂、如同古井无波的眼睑，极其轻微地颤动了一下。那浑浊的眼底深处，似乎有某种坚硬的东西被老范的泪水滴穿了，裂开了一道微不可察的缝隙，一丝难以名状的、混杂着剧痛、愧疚和遥远乡愁的微光，在那缝隙中一闪而逝，快得如同幻觉。随即，那缝隙又迅速弥合，只剩下更深的疲惫与空洞。他重新低下了头，仿佛刚才那一瞬间的动容从未发生，将所有的波澜都死死摁回那具正在被癌细胞缓慢吞噬的躯壳深处。
法庭里，只有张维明压抑的喘息和老范角落里那无声的、持续抹泪的粗糙手掌，在寂静中构成一种无声的控诉与哀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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