僧格林沁所部于同治二年(即公元1863年)全歼捻军二十万主力于雉河集郊外,此一战捻军首领张乐行因之前接连失败而极端愤怒,错误的执行了硬拼硬打、集结主力与敌人进行决战的战略。此战后捻军残部重新创立东、西两个部分,短短两年之内再逢敌手,捻军一改战法,覆灭僧格林沁所部。消息传至紫禁城,华北震动,北京戒严,僧格林沁这位朝廷里最后的满蒙贵族名将,只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
僧格林沁一生作战无数,他曾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联军,也曾在国内亲历无数战事,然此时这位满蒙贵族之中的唯一柱石轰然倒下,使得朝廷不得不启用在平定太平天国中功劳最大的曾国藩继续剿匪。曾大人接任后,一反过去僧格林沁“狂奔穷追”的战法,采用“重点设防”、“布置河防”和“查圩”等新的战术方针。
所谓重点设防,就是在安徽临淮(今凤阳县东北方向)、山东济宁、河南周家口(今周口市川汇区)和江苏徐州四个地方,设置重兵,广储粮草辎重。此四处,周家口是西北与江南物资交易的重要枢纽,方便囤积物资;济宁为济南门户,位于鲁西南腹地,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交接地带,是京杭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城市;临淮控遏淮河,是防止捻军南下的门户;至于徐州,四战之地,是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古战场之一,南北最重要的分界点,古人曾说守江必守淮,守淮必守徐。此四地的布置在地图上一看,如棋盘边角,给捻军划定好了一片战场。
除了主战场的划分,安徽庐州(今合肥)、山东兖州、河南归德(今商丘市睢阳区)等十三府州之地,只驻扎少量部队。这十三处布置,既有围堵牵制,也有分割区域,同时兼顾了重点地区的布防,这就是重点设防区和次重点设防区相互结合,变尾追之兵为拦头之师,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。
另外,在大运河、沙河和贾鲁河等河岸上,曾大人结合地利之势力并命当地构筑长墙工事,同时派部队进行监视巡逻,意图使广大平原区域被分隔开来,这是“把点变成线”的战术,即“布置河防”。
所谓“查圩”,就是以地主团练在农村实行坚壁清野,进行人口的清查和登记工作,并实行连坐法,以切断捻军和当地百姓的联系,肃清所谓后方。
军事部署既定,曾国藩乃以徐州为大营,坐镇指挥,试图以逸待劳对付捻军。
如此三策,乃曾大人多年会同太平军作战之心得,但是,赖文光领导的捻军多为北人,他们倏忽往来,只走乡村不攻城镇。朝廷军在城里驻扎,捻军在农村活动,双方各行其是。捻军自惨败后,改以马队为主,其作战如风、行走极速、动辄进行数百里奔袭。此战术相当主动,驻防的军队根本摸不着捻军的动向。捻军先将沙河、贾鲁河、运河防线冲破,使得线和点之间无法连成一体。“重点设防”与“布置河防”互为表里,如今线已被冲破,点自然孤立无援。
淮军湘军皆私兵,有着十分浓厚的乡土情结,两军之间互相看不顺眼是常态。湘、淮军从江南跋涉千里赶到山东、河南作战,又与当地驻防部队产生矛盾,各军之间并不团结进而矛盾频发,便使得湘、淮军官兵之间的厌战情绪日渐高涨。
曾大人战术失当,指挥不灵,屡次战败。山东、河南民士多次见识过僧格林沁追亡逐北的打法,如今见曾大人以督师大臣的身份安居徐州,不免人心浮动产生谤议。此时的捻军突破湘军、淮军的包围,进入湖北。
同治五年(即公元1866年)九月,捻军突破颍河上游的开封、朱仙镇间的鲁河防线,曾大人的布防如同纸糊一般,捻军一捅就破。面对如此不利局面,朝廷以围剿不力为由罢免了他钦差大臣的职务,令李大人接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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